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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來，受油價劇烈波動和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巨大影響，世界經濟的增長起伏不定，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的復蘇歷經波折。全球政、學兩界無不殫精竭慮，苦尋良方。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或對此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杰里米·里夫金提出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即互聯網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相融合。支撐這一模式的是五個支柱：一是向可再生能源轉型；二是能源的分散式生產，即將各大洲的每一座建筑變成微型發電廠，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三是能源儲存，即在每一座建筑中使用氫和其他技術，以存儲能源；四是能源的分配，即利用互聯網技術將每一大洲的電力網轉化為能源共享網絡，其工作原理類似互聯網；五是交通方式的零排放，即將運輸工具轉向插電式及燃料電池動力車，這種電動車所需電能可以通過洲與洲之間共享的電網進行買賣。
杰里米·里夫金認為，首先，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這一模式將使人類迅速過渡到一個全新的能源體制和工業模式，從而避免人類文明的消失。其次，由于每個洲每個家庭都可以生產、使用新的能源，從而能源的民主化將從根本上重塑人際關系，將影響人們做生意、管理社會、教育子女和生活的方式。最后，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將深刻地改變世界政治經濟的版圖，這是因為傳統的、等級化的經濟與政治權力是金字塔式由上到下組織起來的，而即將到來的是一種合作性的扁平化權力，由互聯網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相結合而產生，將重構人類乃至國家間的關系。
在歐洲主要國家領導人的推動下，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在歐洲某些地區已率先進行“試點”，并取得了一些成績。
2012年4月，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發表了有關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文章。文章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是數字化革命，關注點是數字化制造和新能源、新材料的應用。首先，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展開，制造業正向數字化發展；其次，隨著直接從事制造業人數的減少，勞動力成本在整個生產成本中的比例將降低，這會使制造商將部分制造業遷回發達國家；最后，政府應該做好公共產品的提供，比如提高學校教育質量，以培養高素質的勞動者，等等。
可以看出，兩者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論有諸多相同之處。比如，均強調新技術的重要性、高素質勞動力培養的重要性和工業生產的個體化、小型化。當然，杰里米·里夫金更重視可再生能源。在目前階段，對于工業制造業來說，能源仍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要崛起，“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一，著力教育體制改革，培養、激勵高素質的創新型人才。創新型人才是今后中國經濟發展最寶貴的財富，是中國崛起的戰略性保障。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沒有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群體性的崛起，中國的崛起將是個偽命題。就目前來講，改革教育體制是當務之急。
第二，加快對可再生能源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諸如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日益減少的問題。中國未來一段時間社會、經濟要發展，能源問題難以繞過去。要穩增長，促發展，解決能源問題是又一當務之急。在國內勘測儲量未見明顯增長、中東產油國政局動蕩、南海局勢不穩的情況下，需要加快對可再生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第三，重視第三次工業革命生產的小型化與分散化。生產的小型化、分散化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大特征。在這一點上，政府應鼓勵民眾積極參與，因為民眾是這一進程參與的主體。另外，根據中國的實際國情，政府要積極轉換思維，處理好大中型國有企業與大量小微型企業的關系，采取重點扶持與淘汰落后相結合的方式，優化大中小型企業的地理布局和產業布局。
積極融入“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中國崛起的必然選擇。面對即將到來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無論如何沒有理由再次錯過。中國已錯過了前兩次工業革命，結果就是百余年的落后、蒙受百余年的被欺侮。本著對當代人和下一代人負責的態度，中國應該積極參與其中。
正如商務部經貿政策咨詢委員、外交學院教授江瑞平對《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的推薦語所說，“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很有可能化解人類面臨的能源資源困境，甚至改變世界經濟發展的模式。在中國政府提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的背景下，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無疑具有更重要的啟示意義。”如能切實抓住這一機會，中國的崛起無疑將具備更深厚的基礎。
（作者系《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文版第一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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