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互聯網企業之間戰事連連，有分析人士稱，“不正當競爭”是其中的關鍵詞。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阿拉木斯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互聯網領域不少人信奉“只有第一才能生存”，通過免費服務快速占領市場和“快魚吃慢魚”的信條，導致該領域的競爭異常激烈；另外，搜索、電子商務、網絡游戲、無線增值、廣告、社區、網絡安全等幾大板塊的盈利模式已基本明確，只要是具備相當用戶基礎的網絡服務者往往都不會僅僅以守住自己的陣地為終極目標，各領域巨頭間的不斷相互滲透必然引發不斷的競爭乃至紛爭，形成了互聯網行業的“戰國時代”。
行業惡性競爭的縮影
互聯網雖然代表的是21世紀的高科技，但是我國市場上的很多競爭采用的仍然是叢林法則。一個更奇怪的現象是，個別企業在敗訴中越做越大成為互聯網行業惡性競爭的一個縮影。
阿拉木斯認為，這種現象一方面說明在我國法律規定中，不正當競爭的違法成本過低，難以遏制個別企業在這方面不斷興風作浪的欲望；而作為企業主體和職業經理人的信用評價制度的不完善和行業監督機制的殘缺，也都使得規則難以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形成全面的“圍剿”；還有就是法律規定和司法裁判的速度往往不能適應互聯網發展的步伐，導致不少企業“贏了官司、輸了市場”。
阿拉木斯分析說，互聯網行業不正當競爭的形式，除了在傳統領域也存在的詆毀對方商譽、侵犯商業秘密、發布違法廣告以外，與互聯網的虛擬性和高技術性密切關聯，利用信息技術實施的攻擊、干擾和控制行為，利用互聯網快速散播的虛假信息，軟件外掛程序，假冒用戶實施的惡意評價行為等，都成為互聯網行業不正當競爭的新形式，危害大、成本低、見效快、隱蔽性強，值得社會各方的關注和警惕。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吳漢東就此指出，從目前互聯網案例來看，1993年頒布實施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較現實情況已呈滯后，亟待修訂和完善。
企業暗戰需立法制止
對于目前互聯網企業之間暗戰不斷的問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黃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立法的修改帶來了不少啟示。
今年5月份，國家工商總局已經形成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目前正在修改完善。作為起草組的專家之一，黃勇透露，本次修訂的重點主要包括幾個方面：根據新經濟形勢的發展，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對一些新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予以規制，而針對近年來出現的利用互聯網和現代傳播技術進行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從立法角度對該類行為進行規定和規制，將是本次修訂的重點。
另一個方面是，通過修訂實現與反壟斷法及其他法律的協調。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反壟斷法都是競爭法的基本法律。現在需要對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適當修改，以協調這兩部競爭基本法之間的關系。在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中，有5種是與反壟斷法相競合的，包括低價傾銷、搭售等。此外，兩部法律在執法程序、法律責任等方面均存在協調的必要。我國其他如商標法、招標投標法、律師法等行業監管法，也涉及行業內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監管問題。這些都需要通過對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訂來進行協調。
修訂的另一項內容是：對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一些措辭進行修改。例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規定經營者不得利用廣告對商品進行“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廣告經營者不得發布“虛假廣告”。目前的商業實踐中，有些經營者的廣告不是“虛假”的，但卻是“引人誤解的”，同樣擾亂了競爭秩序，但嚴格按照法條的文中含義解釋的話，卻難以進行處罰。
此外，本次修訂還要進一步完善執法程序和法律責任。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對于行政執法程序的規定較為簡單，應進一步修改適應新形勢下依法行政的現實需要。例如，目前法律中沒有規定舉報程序，在對涉嫌違法經營者的文件、財產進行檢查時沒有規定申請和批準程序，也沒有對檢查人員的人數(反壟斷法規定不得少于2人)作出規定。在行政法律責任方面，現在的經濟情況與1993年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些罰款數額可能需要調整。同時，一些原先沒有規定的法律責任，可能需要考慮增加進去。例如對誹謗商譽行為，目前法律中就沒有規定法律責任。
針對個別互聯網企業在敗訴中越做越大的怪象，黃勇分析認為，“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執法有兩種法律程序，即通過法院進行的司法程序以及由執法機關主導的行政調查程序。司法程序對于起訴、受理、答辯、舉證、開庭、判決，以至上訴、執行，均有完備的時限規定，一般來說經過的期限較長。在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體制下，案件經過數年仍難有定論的情形也不罕見。另一方面，行政調查程序則由行政機關主導，效率上要高得多，調查期限也富于彈性。如果通過對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訂，能夠進一步完善行政執法體系和程序，那么有效率的行政執法將能夠在此類案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盡快形成市場監督機制
對于如何規制互聯網企業之間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阿拉木斯建議，應盡快形成互聯網市場行為的“底線”和大家認可的共識，形成有序競爭和多方共贏的良性市場機制和監督機制；應強化企業和職業經理人的信用評價制度，增加屢次失信者的經濟成本；還要加大處罰力度，讓擊穿法律底線的行為無處遁形、得不償失，讓法律對那些試圖違法者產生足以畏懼的強大威力；同時嚴厲打擊炮制網絡民意的行為，還原真實的網絡民意，使得網民對企業的行為產生有效的監督；在技術方面，加強對新型技術安全手段的管理，避免在云的體系上建立更大的信息安全隱患。
“在做好以上幾方面工作的基礎上，還要加快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界定隱私權的范圍，避免隱私權的泛化和通過技術措施對隱私權、個人信息的各種侵犯。”阿拉木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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